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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票据罚单中外露的风险特征
票据市场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速度巨大,已然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其汹涌发展同时,面临的挑战也不时现身水面。2015年票据市场累计贴现量达到102.1万亿元,较2002年增长约44倍;累计承兑量22.4万亿元,较2002年增长14倍。这一期间票据市场在宏观经济明朗上行区间中抓住了机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在票据市场发展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2019年票据市场累计贴现量为 34.3 万亿元,较 2015年年复合年降幅达到23.87%;累计承兑量18.03 万亿元,较2015年复合年降幅为5.28%,其中,2017年降幅明显,直至2019年有所回升。2016年伊始,中国的票据市场伴随着一系列如“封包变报纸”、“39.15亿元”和“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等票据大案的爆发,成为了媒体一时关注的热点。

票据市场发展到2016年,拥有庞大的交易量,连接着众多企业,伴随着票据风险案件的爆发和相关票据监管文件的公布,已然达到了需要调整的地步,2016年也在茁壮成长的票据市场转向稳步前进阶段过程中扮演着极其关键的时间点。

一、票据风险与票据罚单

对票据市场的监管,意在有效规避诸多风险,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票据市场发展到2016年,在市场狂热的同时,已经累积了相当大的风险,票据罚单也高频发布,因此,本文将通过银保监会开出的票据罚单来观察票据风险的发展特征及作简要分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监管理念未能保持对市场的足够的敏感性及监管制度的出台、修改和实施的内外部时滞特性,票据罚单具有滞后性。

基于以上两图可知,2003年至2016年的票据罚单中,一方面从票据罚单的月度数量来看,具有很强的月度效应,多集中在下半年;另一方面,2009年和2017年形成两个结点。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票据市场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下降,通过贴现业务占用保证金及虚增存款情况开始浮出水面,在2009年形成第一个高峰。在2015年开始,罚单数量激增,罚款金额也随之增幅明显,至2017年期间更为密集且达到高点。

对于罚单中对个人和企业单位的处罚,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等规定的影响,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是可以看出2016年后,对个人开出的罚单从数量来看,占比较大,金额也比往年增幅明显。2015年至2016年面临诸多监管文件出台,诸如可称为当时最严的票据监管文件的银监办发[2015]203号和银发[2016]126号等文件,要求银行业进行风险自查,同时票据风险案件前后接连爆发,再加上罚单公布的滞后性,票据罚单数量此起彼伏。

随后,罚单数量有所回落,银行业开始维持稳健的策略,票据风险在一波爆发后进入了安全期。可见票据市场中的风险在票据罚单中可得到有效的体现,2016年之前,随着票据市场火热的发展和监管的滞后,票据风险持续积聚。

二、票据风险的主要来源

通过收集2003至2019年票据罚单的案由及其对应的处罚依据来探析票据风险的业务来源。首先可以发现,票据风险的票据种类集中在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种类集中在违规办理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贴现业务上,如同案由及处罚依据频数表所示,这主要与我国1996年实施至今的《票据法》有关。

如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在票据市场的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票据法》表现出与票据发展需求格格不入的态势,也与当前国际惯例中认同的票据行为无因性原则相抵触,并坚持将票据原因关系作为票据权利和资金关系的基石,这与票据市场中的交易主体的交易需求出现很大的抵触。

此阶段的票据风险可视为票据交易主体在不断通过票据业务创新来脱离这一规定,当然这里也包含暗中过度发展融资性票据和资产管理计划来突破票据信贷属性限制以达到扩充信贷额度以及提高票据的流通性的效果。

接着提及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和第四十八条,着重对商业银行违反谨慎经营的监管与对责任人员的处罚。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票据风险也广泛存在于业务工作人员违规违法进行业务操作,一般来看,票据贴现环节忽视相关规定,较多发生操作风险,如审查与付款操作不规范无法及时识别虚假票据等,同时也反映出对票据从业人员的资质,考核等制度性建设方面的欠缺。

三、接下来将根据票据罚单上记载的作出处罚的机关所在的省份来统计各省份的罚单数量,进而从票据罚单的区域分布来探析近年来票据市场中风险的聚集地特征。正如以上图示,先从整体来看,票据罚单地理分布集中地由东部沿海省份向内陆迁移,涉及的区域更广。

在2003年至2015年期间,票据罚单数量为浙江最多,高达299份,而其他省份都保持在60份左右。自进入21世纪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逐步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发挥内外联动的金融市场的试验先行区,不免也是风险聚集爆发地。

2016年之后,通过票据获取保证金、虚增存款的行为及“持票生息”模式无法适应票据业务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票据的贴现和转贴现业务纳入信贷总量,受存贷比限制,来自于规避监管压力的票据创新汹涌而出,买入返售、融资性票据和资管计划等得到野蛮发展。

根据2016年至2019年票据罚单区域分布图,以浙江为首的浙闽粤地区无不显现出东南沿海票据风险积聚之深。自2017年及以后,中部广大地区接连被银保监会开出票据罚单而点名,以河南为首的中部地区在东部地区票据风险事件后开始成为票据风险的重要爆发点,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

四、票据风险的影响

根据以上内容提及,票据罚单中重点关注的票据风险主要集中在票据贴现业务中。但是按照相关监管文件,票据贴现记入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在监管效力作用下,票据贴现余额趋势当与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取的短期信贷资金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也与票据未到期余额基本保持一致。现将使用单位罚单数量与票据贴现余额和未到期余额结合起来探析之间的联系。

如上各项指标趋势图中可知,在2010年之前,票据贴现余额与未到期余额走势保持一致且占短期贷款比重波动较大。此阶段票据市场处于待发展期,票据交易主体在遵守政策背景下进行各项票据交易活动来发挥票据的支付结算功能。同时也与整体经济环境和信贷松紧程度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经济状态的分离使票据市场呈现明显的波动。

但是这两个指标走势的背离处于第二阶段,即2010年至2016期间,可以看出2010年是监管部门对银行信贷过度扩张进行限制的主要开始年份,但是在这一阶段,票据未到期余额占短期贷款比重稳步提升,说明市场经济主体通过票据进行融资的需求逐步旺盛,这在贴现市场预期不乐观的情况下的一种反常举动,同时也反映出潜在的巨大票据贴现需求。

那么这一阶段的两个指标间的背离是主要因为票据创新导致的脱离信贷限制引起的吗?接下来着眼于第三阶段,也就是2016年之后,根据图4.1可知,票据罚单数量较往年来看增加幅度较大且维持高位,与此同时票据未到期余额和贴现余额占比也随之稳定下降,需要注意的是两者间的变动趋势再次保持一致。

在票交所成立以来,票据电子化进程空前加快,票据交易也从分散性转向集中性,这两个占比指标的变动也更能反映出监管限制对其的影响,因此监管要求对票据未到期余额和贴现余额的影响是一致的且呈负相关变动的。

那么在第二阶段期间,可以看出,在票据未到期余额占比逐步上升的情况下,票据市场迎来较长一段的发展机遇期,而票据罚单数量维持低位,对票据市场迅猛发展期间积聚的票据风险反应迟钝,因此,信贷限制不变的情况下,票据贴现余额与未到期余额间的趋势出现背离,且在2014年左右随着票据罚单的增加对票据风险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披露,两者间的背离逐步缩小。

因此票据贴现余额和未到期余额的背离受以规避监管要求和信贷限制的金融创新相关系较大,票据业务创新诸如此期间风靡一时的买入返售、代理回购、信托计划和资管计划等方式不断出现,造成了一部分资金流动脱离信贷限制,在银行报表上的票据贴现额总量表现为稳定的状态,引起贴现余额占短期贷款比重进入低位。

在背离最大的2014年,16家上市银行的票据业务量为3.64 万亿元,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的2.9 万亿贴现余额。根据以上三阶段的分析,票据风险主要在于业务在规避监管上的创新,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信贷限制,但是不能使其消失。

五、票据风险与监管建议

1. 建立完善主动监管体系,缩短处罚时滞

监管机制要更加主动的去适应票据市场的发展,而不应后者来配合监管或媒体曝光倒逼监管跟进的被动模式。一方面,积极考量市场发展及主体交易的需求适度出台、修改相关法律规定,在把握大方向的同时多新修路段,多改善路况。另一方面,定期与不定期进行多渠道主动出击,根据调查结果,发出“谨慎交易”公开警示,并陈述监管机构通过监察活动观察到的情况,与市场分享,建立负面清单,敦促市场主体要谨慎行事。虽正义永不迟到,但是迟到的正义在一定程度上将失去意义。

2. 加强监管和处罚力度,降低合规风险

随着票据市场及科技发展的突飞猛进,票据业务不断创新,业为票据风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对票据市场发展需求的票据创新活动加强审慎性监管和利用监管漏洞和无视监管要求得违法违规行为可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积极探索多方位监管模式以实现更好的监管。

 3. 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操作风险

规范银行业务人员的行为,加强岗前培训,让其遵守章程,杜绝违规操作现象,让犯罪分子无空可钻。同时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使得审核资料时更加严格,不断加强内部管控为发展业务而进行过量承兑、违规贴现和表外业务的违法行为。及时处置监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一步严格问责制度,不让相关当事人有免责之机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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